广东共同盗窃主从犯的认定

在司法实践中，往往只划分单级主犯、常把下一级主犯作上一级从犯对待，这是不科学的。

　　2.要划清盗窃从犯与胁从犯的界限。

　　根据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，盗窃犯罪的胁从犯，是指被胁迫参加盗窃的犯罪分子。所谓被胁迫，是指在他人的暴力、威胁或者精神强制下，被迫参加共同盗窃犯罪活动。可见，盗窃胁从犯与盗窃从犯相比，具有如下区别：一是在主观上，胁从犯是始终不自愿或者是不完全自愿参加盗窃犯罪的，具有被胁迫的性质，而从犯则是完全自愿的，而且一开始就自愿参加盗窃活动;二是在客观上，胁从犯是被动地偶尔参与犯罪，所起的作用较小，罪行较轻，而从犯则是主动的实施犯罪，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和辅助作用，罪行比胁从犯严重。因而，对胁从犯的量刑规定比从犯量刑规定要轻一些。

　　3.要克服只划分独人主犯的现象。

　　在司法实践中，对共同盗窃案件，有的在划分主从犯时，往往只认定一个主犯，即只把盗窃罪中罪刑最严重的一个罪犯确认为主犯，而把其中有些罪行严重本应作为主犯的罪犯认定为从犯，这是错误的。它忽视了主犯人数具有多元性。实际上，在主犯中，其罪行大小并不是一样的，也是有区别的。因而，我们不能只将罪行最严重的一个罪犯定为主犯，从而缩小主犯的范围，而应对在共同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的都定为主犯。

　　4.对于可以划分主从犯关系的，应当划分主从犯，对于难以划分主从犯的，可不勉强划分主从犯。

　　在共同盗窃中，主从犯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情况：一是在共同盗窃中，各盗窃成员之间主从犯关系明确的;二是在共同盗窃中，各盗窃成员之间存在主从关系，但主从关系不够明确的;三是在共同盗窃中，各盗窃成员之间难分主从的。在司法实践中，一般对上述第一种情况都划分了主从犯，但有的对第二种情况则没有划分主从犯，而按其实际盗窃数额定罪处罚。如被告人赖仁俊、黄建华、兰久波、李平等人共同盗窃案件。1989年11月至1992年12月，上列四被告相互勾结，共同盗窃作案十二起，计盗得现金及物资折款价值6035元。其中被告人赖仁俊为主作案五起，盗窃价值3090元，参与作案3次价值1170元，单独作案一起，价值150元，分得赃物价值2000余元。黄建华为主作案三起，价值1625元，参与作案三次，价值4040元，分得赃物价值1400余元。兰久波为主作案一次，价值950元，参与作案三次，价值2300元，分得赃物价值760元。李平为主作案一起，价值150元，参与作案一起，价值760元，分得赃物价值150元。对上述案件，某法院合议庭在评议和判决时，没有划分主从犯。我们认为，这是不当的。本案中的赖仁俊为主盗窃3000余元，在共同盗窃中起了主要作用，而且分赃也是最多的，应认定为主犯。因而，本案是可以区分主从犯的。但对有些共同盗窃案件，确实难于划分主从犯，则应按各自盗窃的罪行进行处罚，不必勉强划分主从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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